现代大众传播的“中庸”缺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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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6

郭明磊摘要:《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集中阐述,“中庸”是一种处事的态度与方法。

《中庸》源于两千年前,经过宋代儒学家朱熹的宣扬而确立了其无坚不摧的封建统治思想地位。 然而“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庸》却成了文学家的众矢之的,百折不挠的儒家思想大起大落。 时至今日,在“弹片文化”、“娱乐至上”[1]的年代,“中庸”这个两千年前古人的智慧,今天的国人是否明白;“导演”整个议程设置的大众传播又是否明白,大众传播又该如何思考缺失“中庸”的现状?试图通过阐述《中庸》中的一种智慧——“中庸”来思考现代大众传播的“中庸”缺失问题。 关键词:中庸;大众传播;儒家《中庸》是孔子及其后人对儒家思想的一个总结,先后经历了朱熹的宣扬包装,新文化运动的打压排挤,到了21世纪,《中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飞速而来的“弹片文化”、“娱乐至上”现象,《中庸》不仅逐渐丧失其在个人修养方面的作用,而且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也越来越难寻“中庸”的智慧踪迹。 一、《中庸》与“中庸”1.何为“中庸”。 《中庸》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由孔子后裔子思编著,又经秦代学者修改整理。

宋代朱熹确立了其封建统治地位,并与被列入“四书”之一。 而“中庸”的范围却要宽泛的多,陈赟在《中庸的思想》中对此问题阐述道:“《中庸》与‘中庸’不同,前者是一个文本,后者则不能为此一文本所穷尽,它是中庸之道、中庸之教、中庸之德等等。

[2]”《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即教化人们修身、养性,自我完善,最终达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被称为“君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每个个体都能通过自身反省达到至诚、至善的境界,那么整个社会都会达到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好的世界在《中庸》的开篇就有阐述,被称为“致中和”的世界:天命之谓性,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 这个理想世界就是这种“中和”的“天人合一”。 世界——每个人都至诚、慎独,整个世界就会是君子的世界,亦即无盗、无贫、无疾的完美世界。

这是《中庸》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至高境界。 《中庸》是儒家道德标准,而“中庸”是一种处事原则与方法,但现代“中庸”内涵却在慢慢扩充出《中庸》的本意,甚至扭曲。 相传,两千多年前思想家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个叫做鲁恒公庙的地方观礼,就在这里孔子遇见了“中庸”,“中庸”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智慧宝库里。 在庙里,孔子看到了一个歪着放置的瓦罐。

孔子就问,为什么不把瓦罐扶正?当时庙里的人就说:“这是‘佑座之器’——欹。 无水时歪斜,装上一半水就正过来了,装满了水,却反而倾倒了。

”孔子由此大为感叹,悟出了中庸之道。 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者也,君子而时中。 小人之中庸者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这个容器至今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

所以《中庸》中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是对“中庸”的开篇阐述,何为“中”?原文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心态平和不加任何情绪的时候,叫做“中”,这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所以,又说“情绪表达出来了,但是符合一个度的时候”就叫做“和”。 现代学者将“中庸”从现代汉语角度讲中庸两字拆分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王岳川[4]教授认为“中”为一个恰切的“度”是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寸”。 “中”的度既不能过(过分),又不能不及(达不到)。

”王岳川教授还认为在对“庸”的理解上学术界并不统一。

王岳川教授认为是一种“常行常道”,绝非“平庸”之意。 其实,无论从汉语言角度解释,还是从儒家本身出发,“中庸”都应该是一种处事态度,即做人做事掌握的一个“度”,这个度,不可多,不可少,恰如其分,《中庸》中对这个是如下阐述的:“恶扬善,执两用中”。 舜帝卓越的领导才能就蕴含着“中庸”的思想。

那么现在所谓的“中庸”就是“无所作为”的理解已经偏离了其本意。 更有甚者曲解为“老好人”就是处事中庸的说法更是谬以千里。

也许“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思想,“老好人”也是一种不错的处事方式,但却绝不是“中庸”的应有之意。

2.不谋而合的哲学家们。 希腊作为人类文明的起始国度具备了应有的人类智慧源泉,其两位哲学家的观点同中国传统“中庸”不谋而合。

亚里士多德的“黄金平衡”理论(GoldenMean)认为平衡并非折中,而是找到一个最佳均衡点。 对此,亚里士多德举例:勇气是鲁莽和怯懦的平衡,只有找到这个均衡点,才是处事的最佳方法[5]。 这里的“平衡点”就如同中庸中的“度”,而这个度并非是以“平均”为分割线的,而是以最终导致的结果好坏、美丑作为平分标准,例如,根据黄金分割定律,只有当人体的上半身与下半身的比例达到5︰8的时候才是最佳的身材比例,而并非是1︰1。

苏格拉底也曾说过:“音乐学习之后要学习体育,只学习体育会使人野蛮,只学习音乐会使人软弱,两者都学才能拥有和谐气质。 [6]”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同,与儒家思想也是如出一辙。 二、大众传播的“中庸”缺失1.大众传播中“中庸”的应有之意。 随着微博时代的到来“公民新闻”登上了新的舞台。

在这个公认的民众话语权得以充分展现的平台上,每天出现一系列的新名词、传媒新事件。

正是因为有了“公民新闻”,才有了大V们当“皇帝”的机会;“屌丝”一词才能从一个网络人物的自嘲称呼成为今天的“全民称谓”;才有了海天盛筵的衍生产物“绿茶婊”。

原本“公民新闻”的应有之意是希望能够给受众充分的话语权,可是在没有恰当体制的保障下,就变成了话语权的滥觞,于是上演了一场又一场“过而不及”的戏码。

整个大众传播缺失了一个“度”。 以“绿茶婊”为例,2013年年初在海南三亚的一场名为“海天盛宴”的富二代炫富派对,成为媒介口诛笔伐的绝好案例,但是“娱乐化”的大众传媒却将此变成了一场大众传播的闹剧。

而此后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鉴婊”活动就变成了纯粹的娱乐性,以及后来林徽因所谓的绿茶婊“鼻祖”都逾越了社会批判的“度”。 “屌丝”幸运地徘徊在这个“度”的左右。

“绿茶婊”事件,大众媒体发挥了议程设置的功能,而公民记者们则是“功不可没”的推动器。

接下来再从大众传媒的主体出发,看看广播电影电视的表现如何。 从2010年起抗战类题材电视剧的泛滥就不能归责为“公民记者”文化水平不一而造成的现象。 有资料显示,2011年全国200多部上星频道黄金档电视剧中,抗战剧及谍战剧就超过70部[7]。 根据央视统计,最“雷”人桥段当属匪夷所思的“手撕鬼子”。

如果说“抗日剧”的初衷是为了铭记历史,警醒后人,那么在这个“警戒线”上的树立英雄形象、夸大战争场景等都是还在准许的“度”以内,那么千篇一律的“中国英雄、日本狗熊”的歪曲历史的行为就远远超出了这个“度”。